1839年，英国的坚船利炮已经在广东虎门外徘徊。次年，一位科学家来到了风光旖旎的澳洲北部小城，进行生物学考察。多年后，小城定名“达尔文”。
1859年，《物种起源》面世，震动欧洲。第二年，又被英国人打趴的清廷签订了《北京条约》，向列强开放了劳工市场。
此后，厦门、广州、澳门等地成了“猪仔”码头，无数华工被哄骗着塞进了狭小阴暗的船舱。而他们的目的地之一，就是那个掀起了淘金热的新生大陆——澳大利亚。
华工们自然不知道谁是达尔文，更不知道一种名为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的理论正成为白人的信条。
其实早在1848年，120名来自福建的成人和儿童就来到澳洲，成为牧场帮工。3年后，澳洲接连发现金矿，华人数量与日俱增。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许多村镇，华语已是随处可闻。
从混乱贫瘠的晚清走出的中国人，面对澳洲大地下蕴藏的巨量财富，爆发出惊人的能量。
19世纪，淘金并不是一项技术工种，所凭不过吃苦耐劳。而华人总能从废矿中再淘出金沙，一句“谚语”渐渐在澳洲流传：
1857年，数百名白人冲进巴克兰河金矿的华工营地，一路烧杀劫掠，造成3名华人死亡。
4年后，新南威尔士1500名白人集体暴动，将华工辛苦积攒的黄金洗劫一空，并嬉笑着剪掉他们的鞭子，拿在手中挥舞。部分华人不堪羞辱，跳崖自尽。更多的人逃离矿区，音信全无。
1877年，华工仅在昆士兰一地就收获了100万盎司黄金，几乎与白人持平。更要命的是，眷恋故土的他们并没有将财富用来消费，而是尽数寄回了祖国。
华人来澳，日渐众多，致当地白人失业，影响国民生活及国家前途甚巨。此时如不多方设法，后悔亦将无及。
在澳大利亚的国家史中，1788年被认为是一切的开始。那一年，载满英国囚徒的第一舰队抵达澳洲。主持这次流放的是一位有着维多利亚式道德的绅士——悉尼勋爵，他尽力在漫长的航行中保证了囚犯的健康，希望他们在这片新的大陆上“重新做人”。
当时，传染病正在英国本土监狱蔓延，流放的成功让政府如释重负。然而，接替悉尼勋爵的格伦维尔却是名唯利是图的商人，他将下批囚犯承包给了英国最大的贩奴公司。
2年后，当第二批“运囚船”抵达澳洲时，岸上的人们远远就能闻见船里传出的尸臭。唯一还算整洁的是“朱莉安娜女士号”，这是一艘关押女性罪犯的囚船。只是靠岸当天，船上的大多数囚犯都已有了身孕。
但是，“朱莉安娜女士号”的到来让澳洲女性比例从20%暴增至40%。女囚们在此改头换面，成为“新大陆之母”。
之后的80年，十几万英伦罪人陆续来到这里，构建起国家的雏形。但在当时，澳大利亚是体面的英国绅士不愿提及的异域，政府只能从社会最底层招募澳洲官员。
乔治·麦克阿瑟，一位因犯罪被送回英国受审的军官，证人却在归途意外死亡。幸运免于罪责的他继续着开挂的生涯，将从南非买到的高级羊毛吹嘘成澳洲特产，成功打动了英国的殖民大臣。
于是，这位本该被处决的军人，带着威尔士皇家种羊和一大片土地批文回到了澳洲。
巧合的是，澳大利亚竟然真的是一片适合羊儿生活的土地，澳洲土著的噩梦却从此开始。
如果说之前殖民者与原住民的冲突只是零星爆发，那当畜牧业蓬勃发展时，土地就成为了二者无法回避的死仇源头。
仅仅第一波冲突，就有约20000名土著丧生。白人的手段五花八门：枪杀、纵火、下毒…
另一边，白人对华工的仇视也到达了临界点。1888年，澳大利亚6个殖民地一同决定：严格限制华人入境。
1901年1月1日，新世纪的第一天，澳大利亚联邦成立，第一个议会法案——《移民限制法》随即出炉，臭名昭著的“白澳政策”正式确立。此后，《邮电法案》《太平洋岛屿劳工法案》相继颁布，从限制入境、限制工种、定期驱离三个方面全方位构建了政策化的歧视方案。
自此，澳大利亚向着“纯正白人国度”的理想迈出了“坚实”的一步。种族歧视被法律赋予了合法性，进而上升为国家共识，并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代。
19世纪末期，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和“黄祸论”的甚嚣尘上，种族主义肆意蔓延，在以英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英联邦背景国家尤为突出。如美国和加拿大，也都在此时推出了自己的“排华法案”。但像澳大利亚这样持续时间如此之久，却是只此一家。
“白澳政策”施行后，人数最多的华人群体首当其冲，在澳华人数量从19世纪末的顶峰5万人骤减至1921年的15224人。而到了1947年，仅剩6000左右华人还在坚守。
其实，有家可回的华人还不是最悲惨的群体，真正遭遇灭顶之灾的是那些祖祖辈辈世居于此的原住民。
12000年前，全球海平面大幅升高，澳洲东南角成为孤岛，随之被困在此地的还有数千土著。从此，他们如同被时间遗忘的弃民，孤单的在海岛上生活了上万年。
长期的世隔绝让他们不知纺织、不会制陶，甚至渐渐遗忘了已知的技能，骨质工具被弃之不用，御寒只靠涂抹海豹的油脂。
很多很多年后，荷兰航海家塔斯曼发现了这里。从此，土著们被命名为“塔斯马尼亚人”，而这种人类史上唯一的文明退化现象，也被命名为“塔斯马尼亚效应”。
1803年，一个名叫特鲁卡尼尼的塔斯马尼亚女婴出生了。同年，新南威尔士总督约翰鲍恩登上了这座万年孤岛。读过几天《物种起源》的总督大人将土著视作猴子与人类之间的过渡物种，肆意开枪屠杀，再将尸体斩成块喂他们的猎狗。
1830年，仅存的200名塔斯马尼亚人被迁往弗林德斯岛，恶劣的生存条件和对故土痛苦的思念让他们相继死去。
1869年，特鲁卡尼尼的丈夫、最后的塔岛男子死于霍乱。7年后，特鲁卡尼尼去世，世界上最后一名塔斯马尼亚人消失了。
更让人心痛的是，在族群最后的几十年，塔斯马尼亚夫妻们像事先商量好一样，再不曾生儿育女。
两年后，英国皇家学会挖出了她的遗体，声称要进行科学研究，不会公开展览。然而在1904年，特鲁卡尼尼还是被放进了霍巴特博物馆。
另一边，澳洲大陆上的土著虽然没被灭绝，但也仅剩了6万余人。联邦政府成立后，在历次人口普查中均将他们排除在外，归入“动物群体”。
1910年，又一项泯灭人性的政策出台。政府开始强制将土著儿童从父母身边掳走，集中保育。其目的是将原住民“白人化”，以实现澳洲的“种族纯粹”。
这场悲剧从1910年一直持续至1970年代，时间之长令人发指。超过10万名儿童被带离故土，在集中营忍受高强度的工作和管教的性骚扰，余生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。
这场由政府主导的儿童“绑架案”击穿了人类文明的底线，纵观历史也只有纳粹德国能够“媲美”。
吊诡的是，将澳大利亚从种族歧视中“打醒”的，正是二战中德国的盟友，日本。
1942年2月19日，有澳洲北大门之称的达尔文遭遇日军轰炸，200人死亡。其后的两年，这里历经63轮空袭，小城沦为焦土。
宗主国英国早已逃之夭夭，澳洲“高贵”的白人们面对“低等”的黄皮肤日本人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尴尬的现实让部分澳洲人开始反思。
战后，面临经济重建的澳大利亚发现，无论是弥补自身劳力不足，还是作为潜在目标市场，亚洲都是最佳且唯一的选择。加之当时世界反种族主义运动如火如荼，许多国家开始谴责“白澳政策”，最终逼迫澳政府在1972年废除了这一可悲、可笑、可耻的法案。
30年后，转头拥抱亚洲的澳大利亚收获了最大一波红利，崛起的中国支撑起了澳洲矿石、畜牧业、旅游、留学四大支柱。看看2019年澳洲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额，你就能明白中国对澳洲有多重要。
然而，“衣食父母”却还是敌不过“白澳政策”的残渣泛起。二战前处处为英国马首是瞻的澳大利亚，在战后找到了新的“宗主国”。无论是几年前“南海仲裁案”的上蹿下跳，还是今年新冠疫情下要求中国“割地赔款”的无脑叫嚣，与100多年前对待华工的态度并无二致。
既遇到过对我满嘴fxxk的衣着光鲜的开着豪车的白种女人。也遇到过一声不响就帮我把门前草地修剪好的隔壁白人老大爷。既遇到过一群十来岁的小孩笑嘻嘻地对我比中指。也在出车祸时遇到了热情伸出援手的当地人。……
这就是如今的澳洲人。他们一边自嘲是罪犯和醉鬼的后代，对欧洲滋生出一种自卑自怜的情绪；一边又用残留的“白澳精神”，对崛起的亚洲死死守住那份可怜的“高贵感”。
几年前，我因工作关系短暂到访过达尔文。说实话，这里的日落，美的让我震惊。
当地人告诉我，达尔文曾遭遇两次灭顶之灾。一次是二战时日军的轰炸，一次是1974年的飓风，几乎将小城整个卷上了天。
飓风过后的第二年，澳洲大陆的另一端，霍巴特博物馆里的特鲁卡尼尼终于被人想起，她的遗骸被火化，骨灰撒进了塔斯马尼亚海。
如今的塔斯马尼亚岛，也成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，导游们热情的向游客讲述着殖民者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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