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战士”——走进杭州郁达夫故居

位于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的“风雨茅庐”,是郁达夫在杭州的两处故居之一。不同于富春江畔的出生地和少年时代居所,场官弄故居是郁达夫1933年从上海移居杭州后,自行设计、建造的清水砖别墅。2015年,经过全面维修和陈列布展,“风雨茅庐”再次对公众开放,以展现郁达夫的文学成就和爱国精神。

场官弄故居紧邻老浙江图书馆,建筑为砖木结构,斜屋顶,墙体由灰色清水砖砌筑,呈东西向长方形。进入故居大门,中间为天井和一颗老梧桐树,两侧有几间平房。穿过天井,可以看到台基高筑的三间正屋,坐北朝南,围绕着木柱回廊。正屋中间是客厅,厅东西两侧为卧室。三间正屋现已改为郁达夫生平事迹陈列展。

走进正屋,客厅上方悬挂学人马君武所书的“风雨茅庐”横匾,郁达夫曾在1935年11月的《冬余日记》中写道:“场官弄,大约要变成我的永生之地了,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,刚在盖屋栋。”作为避风雨的场所,郁达夫曾打算在此久居,他接着谈到,为了建这处住所,而“东挪西借,在这一年之中,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,而费去的心血,真正可观”。郁达夫对“风雨茅庐”投入大量精力,与其对现实的失望是不可分的,在上海,他见到的是新军阀政府的腐败统治和蒋介石实行的。面对进步人士不断遭到迫害,自己又无法冲破现实势力,故而选择离开上海,向往能在杭州找到一处不受干扰的地方。在杭州期间,他流连于山河湖海,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名士式的闲情逸致。

对于郁达夫的选择,鲁迅曾在他到杭州半年后,赠诗给其夫人王映霞,表达了不同的看法,该诗的手迹原悬挂于客厅东壁。鲁迅诗云:“钱王登假仍如在,伍相随波不可寻。平楚日和憎健翮,小山香满蔽高岑。坟坛冷落将军岳,梅鹤凄凉处士林。何似举家游旷远,风波浩荡足行吟。”鲁迅在诗中借古喻今,说明杭州也不是传说中的天堂,尾联则希望郁达夫举家离开杭州,投身到“旷远”中去。郁达夫将此诗挂于客厅,体现出他内心矛盾交织的心理,这似乎也能从他移居杭州次年,不远千里经青岛前往北平(今北京),体味故都“秋味”而写下的《故都的秋》中感受到,郁达夫虽身处杭州而心系远方,文章开篇便谈道:“秋天,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,总是好的;可是啊,北国的秋,却特别地来得清,来得静,来得悲凉。”文章对北平之秋的描写,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故土深远的忧思。

客厅西侧房间是主题展“烽烟燃气笔作枪”,展现了郁达夫离开“风雨茅庐”后投身抗战的历程。1936年,郁达夫赴闽就任省政府参议。这是郁达夫一生重大的转折,是他全身心投入抗战的开始。展厅陈列着一封当年郁达夫赠郭沫若的诗笺,也在同年,他秘密赴日劝说创造社元老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。他写下《黄河两岸》等战地通讯,成为抗战时期最早涌现出来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之一。1938年底,郁达夫南下新加坡,成为新马文艺界、新闻界的中心人物之一,先后主编过十余种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,其中包括对华人社会有重要影响的《星洲日报》副刊《晨星》和《繁星》。他在几年的时间里,撰写了数百篇政论文章分析当时国内的军事形势,同时号召国民及海外华人团结抗日。1942年,新加坡沦陷前夕,郁达夫与胡愈之等人到印尼苏门答腊避难,他利用任翻译的便利,保护了许多华侨和印尼人民。1945年,郁达夫因在翻译过程中得知日军的大量机密,而被日本宪兵杀害。1952年,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。

展厅还设置了“赋到沧桑句目工”主题展,介绍郁达夫求学经历与文学活动,郁达夫少年时代曾就读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、杭州府中学堂、浙江大学预科班,后随长兄郁曼陀赴日本留学。1921年,他与郭沫若、成仿吾等人共同组织成立创造社,并任《创造》等杂志的编辑。郁达夫于同年出版小说集《沉沦》,成为“五四”以后较早出版的新文学白话体小说集,后又发表小说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《迟桂花》等。展厅有一张郁达夫与鲁迅唯一留存的合影,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。1928年,郁达夫与鲁迅合编《奔流》月刊,后又与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

看完两个主题展,使人感觉到郁达夫人生中的两个阶段似乎通过“风雨茅庐”连接在一起,这处住所见证了他从进步作家到爱国战士的转变。在移居杭州之前,郁达夫以文学活动为中心,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感伤的浪漫主义色彩,而离开杭州之后则以笔为枪,投身抗战,以严肃的议论,展现出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,以及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。我们在他后期的一篇文章中能感觉到这种转变,他说:“文艺假使过于独善,不与大众及现实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,则象牙之塔,终于会变成古墓。”

离开正屋往东,通过月洞门便进入后院,后院建平房数间,为书房和客房,现已还原为当时的场景,并陈列有郁达夫的书稿作品。院内还有一眼水井与竹林假山,环境幽雅。置身书房,不由得感受到郁达夫所营造的诗意、安宁的创作空间和体现出来的文人趣味。然而,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,郁达夫终没有放下院墙之外的民族国家,选择离开“风雨茅庐”,直面现实的斗争,就像他在南洋时期所说的一句话,“在艰难奋斗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文人,总比生长在温暖逸乐的环境中的人,要坚强伟大”。此刻,不禁从郁达夫的离开中,感受到与中国历代进步文人一脉相承的那种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。

从后院回到故居门口的路上,当再次经过正屋,客厅中央郁达夫半身铜像下方书写着的他的文字“我不仅是一个作家,更是一个战士”便显得更加意味深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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